探索
最高檢反貪總局三局局長孫忠誠曾經向新華社介紹，橫行于基層組織的“村霸”有四大特征：亂政、抗法、霸財、行兇。
何謂亂政？倚財仗勢、干亂國法、操縱選舉。比如以前被判刑的江西省某市原人大代表，糾結多名同族兄弟以及社會閑散人員組成犯罪團伙，稱霸一方，多次利用暴力、威脅等手段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甚至利用勢力和影響，威脅當地黨委政府工作人員，干擾基層組織選舉；
抗法，指暴力抗法、對抗政府、煽動滋事。典型案例如2016年底，廣西某村支書因妻子在交通事故中喪生，便伙同親屬，當著公安民警的面要活埋肇事司機。當公安民警阻止時，其倚仗人多勢眾進行對抗，當地派出130多名民警才將司機解救；
霸財，即強拿強要、欺行霸市、坐地納貢。河南省某村原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在出租農地、建設新社區農村飲水工程等事情上“雁過拔毛”。河北某村村主任自2012年以來，組成惡勢力團伙，要求所有村民結婚必須“上供”，曾有一村民未照辦，結婚當天竟收到了送到門口的花圈；
至于“行兇”，則是橫行鄉里、違法犯罪、殘害無辜。廣州某村有一群“村霸”，從2008年起就在村里為非作歹，敲詐在村內經營小店和生活的人員，甚至當街調戲婦女。
島叔此前在文章中寫過，中國歷來有“官”“吏”之別，像村干部這樣游離于公務員體系、但又實際掌握了一定公共權力、且長期在本地本村不流動的，顯然屬于土生土長的“吏”——農村治理離不開他們，只有他們掌握真正具體的情況；處罰起來又很難，“我就是一農民，能把我降到哪里去”？而長期跟他們生活在一起，“有求于”村干部的村民，則容易忍氣吞聲。
老虎或許很遠，蒼蠅每天撲面。如果這些發生在群眾身邊的黑惡分子、腐敗勢力得不到懲治，將極大地侵蝕執政基礎。由是觀之，無論是針對扶貧“微腐敗”的巡察，還是針對基層黑惡勢力的專項打擊，都是在給基層治理這道難題予以探索。
原則
在島叔看來，今天這則中央文件，更值得細細把味、也值得全國上下執行專項斗爭任務的干部體會的，是這樣一句話——
“要主動適應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切實把好案件事實關、證據關、程序關和法律適用關，嚴禁刑訊逼供，防止冤假錯案，確保把每一起案件都辦成鐵案。”
換言之，掃黑除惡，中央此次定的基調就是“依法”，一切都要有法可依。
中共對于黑惡勢力一向是零容忍的。1983年至今，中國也經歷過多次“嚴打”，主要針對殺人、搶劫、強奸、投毒、綁架、盜竊、拐賣婦女兒童等犯罪活動，以期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嚴打”發揮過自己的作用。
不過，隨著歷史和社會的發展，保障人權、程序正義、罪刑相當等原則已經成為共識。在1996年“嚴打”、2004年“嚴打”、2010年“嚴打”過程中，保障人權逐漸被提升到與打擊犯罪同等的地位，司法機關也強調在實現效率的同時更須維護公正。特別是隨著《刑事訴訟法》的不斷修改完善，“嚴打”一詞蘊含的“依法（嚴厲打擊）”的內涵被不斷突出。
2015年1月，在談到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對于政法隊伍“刀把子”作用的論述時，人民日報政文部微信曾經舉過這樣的例子：“在重慶，薄熙來、王立軍發起‘打黑’行動，利用政法機關制造了一大批‘黑社會’案件。事后，經過嚴格審查，這些案件中很多都是冤案、錯案。由此可見，薄、王二人所打的‘黑’，純粹是從個人利益出發，搞的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王朝思想。如果沒有政法機關的力量，很難想象薄、王二人有能力把重慶搞成‘家天下’”。
換句話說，針對黑惡勢力的斗爭，也要恪守法治的要義，這樣才能保證不走偏、不變形。
事實上，2015年，為落實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最高法就印發了《全國部分法院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明確規定了如何認定黑社會、如何認定黑社會的行為特征、經濟特征、危害特征，以及如何相應適用刑事責任和刑罰。
文件也要求，“把掃黑除惡作為重大政治任務來抓，但這絕不意味著可以放寬黑社會性質組織認定的標準，將掃黑除惡擴大化，甚至為了完成某些指標，參與某些排名，以追求政績的態度對于掃黑除惡”。這一紀要，也應當成為本次斗爭所遵循的標準。
“國無恒強，無恒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
兩千多年前韓非子的告誡，對于今天的依法治國和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它在法理上時刻告誡我們：“嚴打”的政策必須堅持法治原則，不能侵犯人權，不得逾越現行法律法規，更不可凌駕于憲法之上。只有恪守法治原則，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才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犯罪是很難通過一次“嚴打”就能完成的，盤根錯節、利益交織的老大難問題更是如此。因此，“掃黑除惡”應當排除運動化的傾向，杜絕只顧“一陣風”，而忽視了長久性社會治理的套路。相反，只有常態化的打擊犯罪和犯罪預防，讓“嚴打”變“常打”，才能“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文/巴山夜雨、公子無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