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大陸改革開放40周年，值得紀念，值得大寫特寫。改革開放40年來，大陸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在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來自海峽對岸的臺商，是改革開放的重要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和見證者。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4月10日與臺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名譽董事長蕭萬長會面時表示，改革開放初期，很多臺胞來到大陸，30、40年過去了，大陸這么大的發展變化，祖國大陸的發展功勞薄上要記上臺胞、臺企一筆，希望“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兩岸同胞砥礪前行、同舟共濟”。這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對臺商參與大陸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高度評價與殷切期待。

改革開放的重要參與者與獨特貢獻者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大陸改革開放的序幕。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發表了《告臺灣同胞書》，中央對臺方針政策做出重大戰略性調整，呼吁海峽兩岸進行“三通四流”、開展經貿往來與實現和平統一。可以說，改革開放與對臺政策的戰略調整幾乎同時啟動，同時進行，在歷史的必然與偶然中，臺商成為改革開放的參與者與見證者。

改革開放之初即20世紀80年代初期，敢于冒險、有拼博精神的臺商沖破臺灣當局重重政治與法律政策障礙，開始了兩岸貿易往來與間接赴大陸投資的新征程，揭開了以臺商投資為主體的兩岸經貿發展新篇章，同時臺商逐步作為一種新的資本與社會群體進入或融入到大陸改革開放的歷史洪流之中。

改革開放初期，大陸經濟主要依靠國營或公營經濟支撐，民營資本與民營企業弱小落后，經濟發展缺乏活力與競爭力。在這種背景下，大陸逐步對外打開大門，充滿活力與競爭力的臺商到來，作為一種新型資本與經營方式，為大陸經濟帶來了一股活水，更帶來了一股沖擊，激發了大陸民營經濟的發展，臺商、港商、外商與民商共同構成大陸新的經濟成份，推進了大陸改革開放進程。

大陸改革開放進程并非一帆風順，而是經歷了許多挫折與挑戰。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出現重大爭議，大陸進而發生了一場重大政治風波，西方敵對勢力又開始對華攻擊與遏制，出現外商撤資風潮，對剛剛起步不久的改革開放造成重大沖擊。就在此時，臺灣知名實業家、世界塑膠霸主王永慶先生于1990年初訪問大陸，隨后規劃在大陸進行重大投資項目，在海峽兩岸引起巨大震動，不僅對兩岸關系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帶動了第一波臺商大陸投資熱潮，而且穩定了外商對大陸改革開放的信心，隨后外商逐步重返中國。可以說臺灣企業巨子王永慶的大陸之行與投資行動為大陸改革開放做出了獨特貢獻。隨后1992年鄧小平南巡及發表南巡講話，進一步堅定了改革開放政策與路線，開創了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同時推進了臺商對大陸投資與兩岸經貿關系的發展。

促進大陸與國際經濟體系的接軌及外貿大發展　

由于國際冷戰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中國大陸長期經濟封鎖等諸多原因，大陸形成長達數十年的封閉經濟體系與內部經濟循環，大陸經濟與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經濟聯系不夠緊密，外銷渠道有限，外貿出口規模小，嚴重制約了大陸經濟發展。而對外開放較早及已與國際經濟接軌的臺灣優勢明顯，臺商以臺灣與國際接軌及拓展國際市場的經驗，開始積極尋求海外投資與發展，而剛剛開放的大陸正需要外部資本，需要了解外部世界與市場，更鼓勵臺灣同胞到大陸投資經商，這種歷史機緣促進了臺商到大陸投資發展，進而出現一波又一波的臺商大陸投資熱，臺商也同時參與到大陸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之中。

臺商投資大陸、參與大陸改革開放的區域布局，與大陸改革開放從東南沿海開始的發展軌跡基本是一致的。臺商早期對大陸投資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即閩南地區與華南地區（珠三角）再到長三角，進而向內陸與中西部延伸。臺商在大陸沿海地區設廠加工生產（早期多為“三來一補”），然后依既有外銷渠道，出口世界尤其是歐美，形成了臺商從臺灣進口零組件——大陸加工生產----出口海外的三角經貿網絡，逐步讓大陸成為全球最大的“生產基地”或“世界工廠”，促進了大陸外貿與經濟發展，推動了大陸與世界經濟接軌，大陸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

特別是臺商在大陸對外貿易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最重要的參與者與貢獻者。大陸改革開放的一個重大成就就是外貿大發展，如今大陸已成為全球最大貨物貿易經濟體，其中臺商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大陸外貿出口中，長期以來有近70%是加工貿易，而加工貿易的主體則是臺商（早期還有港商），臺資企業（臺商）在大陸外貿出口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中國大陸對美巨額貿易順差或美對華貿易逆差，有很大一部分來自臺資企業的生產與出口。2017年，臺灣外銷訂單接近4928億美元，而臺灣出口額只有3173億美元，約有近1800億美元在大陸及東南亞生產，其中六成以上在大陸生產加工后出口美國等地，以六成出口美國計算約有1100億美元，占了美國統計的對華貿易逆差3752億美元的21%，占了大陸統計的對華貿易順差2758億美元的36%。商務部每年公布的臺外資企業出口排名前10大，臺商（臺資企業）約占半壁江山，其中臺資企業富士康是大陸最大外貿出口企業，目前約占河南、山西等省進出口總額的70%。即使今日大陸成為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經濟體，臺資企業在大陸外貿出口中依然扮演著重要角色，有很強的競爭力，大陸企業至今還無法超越。

臺商對大陸產業發展與改革發揮了重要促進作用

臺商到大陸投資經商，憑借其資金、技術、管理經驗與海外銷售渠道，對大陸部分產業、行業的改革與發展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

由于歷史與政治等原因，改革開放前以及改革開放初期，大陸經濟發展尤其是許多產業發展嚴重滯后，經營管理理念僵化，產業與企業競爭力不強。臺商到大陸投資發展，帶來了較為先進的經營理念、管理水平以及較先進的生產工藝與技術，也帶來了新的競爭與壓力，對大陸改革開放與產業發展起到了重要帶動與促進作用。如在方便食品領域，當時大陸生產工藝落后，經營粗放，產品以中低端為主，缺乏市場競爭力，臺灣頂新（康師傅）與統一企業先后進入大陸，帶來了較為先進的生產工藝與經營理念，對大陸方便食品生產起到了極大的震動與影響，讓這一產業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大陸傳統的、落后的、低價的方便食品很快在市場中消失，以臺資企業為主的、新工藝新包裝新口味的方便食品成為市場主流，如今依然沿著這一方面發展。

在其他不少行業與領域也有類似的經驗與效果。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大陸經濟保持了高速發展，許多產業領域發展取得重要突破，然而在面板與集成電路產業領域卻長期落后，一直未有重大突破。相對地，海峽對岸的臺灣在這兩大領域則領先大陸，甚至在全球生產代工領域占有重要地位。臺當局為保持這兩大高科技產業領域對大陸的優勢地位，嚴格限制這兩大產業對大陸投資。然而，臺商不僅一直呼吁臺當局開放對大陸投資政策，而且一些臺商通過多種途徑到大陸尋求投資與合作機會，并付諸行動。2000年前后，由臺商投資或主導的宏力半導體公司與中芯國際公司率先在大陸投資設廠，成為最早進入大陸的集成電路臺資企業。其中，中芯國際是最早在大陸投入生產8英寸與12英寸的集成電路企業。特別是在臺商強烈呼吁與奔走下，臺當局也不得不適當放寬限制，逐步開放低階技術水平的臺灣面板與集成電路企業到大陸投資發展，盡管如此，臺商對大陸面板與集成電路產業的投資對大陸這兩大產業發展仍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如今在全球集成電路代工企業中，中芯國際是目前唯一進入市占率（集成電路代工生產營業收入）全球前五大的大陸企業。后來臺灣最具競爭力也是全球最大的集成電路代工企業臺積電先后在上海與南京及聯電在廈門等地設立集成電路廠，促進了大陸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縮短了大陸與世界的差距。

目前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美國不僅對大陸出口商品征收高關稅，而且對大陸科技企業中興、華為等采取打擊手段。臺灣當局則配合美國，試圖限制臺商如聯發科（集成電路設計公司）等對大陸高科技產品出口。在臺商努力爭取及臺灣經濟發展自身需要下，臺當局未能采取實質性限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大陸經濟尤其是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壓力。這是臺商對大陸經濟與改革開放的另一種貢獻。

臺商與東莞崛起　　

臺商在大陸改革開放進程中還創造了不少地方成功發展典范。深圳特區是大陸改革開放的窗口與象征。深圳是臺商最早進入投資發展的重要地區之一，臺商也成為深圳特區發展的參與者與見證者。知名臺資企業鴻海集團是當今全球最大的電子代工生產企業，在深圳投資建立的富士康集團，成為鴻海集團的核心企業與賺錢的“金母雞”，成為深圳臺商成功發展的代表。可以說，深圳特區造就了富士康，富士康見證了深圳的改革開放與發展歷程。

與深圳市近鄰的東莞市崛起，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更與臺商聚焦投資有密切關系，在某種程度上講是臺商造就了東莞。東莞原本只是一個外界不曾了解的小城市，破舊落后。然而，20世紀90年代初前后，因鄰近深圳與香港，臺商大量進入與投資，形成以電子、制鞋、塑膠、橡膠、家具等為主的臺商加工生產基地，逐步形成一個全球性的生產銷售網絡，同時吸引大批外來人口進入，由臺資企業帶動的外來人口成為城市人口主體，如今東莞已成為一個現代化新型城市。可以說，臺商在東莞投資發展與成就事業，東莞市因臺商發展，因臺商崛起。據臺灣媒體報道，全盛時期東莞市臺商約有6000家，其產值（營業收入）一度占東莞市GDP的50%左右（臺灣《工商時報》，2018年7月27日）。如果沒有臺商的大量聚集，可能就不會有今天東莞市的成功發展與成就。

東莞臺商典范或模式在江蘇省昆山市得以復制與創新。昆山市從東莞臺商聚集與發展得到啟示，派干部到東莞考察交流與學習，出臺更為積極與人性化的鼓勵與吸引臺資政策，促成2000年前后臺商大規模向昆山轉移，尤其是以筆記本電腦、高端電子產品等為主的臺灣電子資訊產業聚集昆山，又形成以一個以臺商投資密集而聞名的新興城市，而且昆山市成為大陸百強縣市之翹楚。依昆山政府統計，到2017年底，昆山市臺資企業達4855家，投資總金額達582億美元（估計應是協議投資）。臺灣媒體則報道，昆山臺資企業對當地財政貢獻率約50%，占GDP的60%、占工業產值的70%與外貿進出口額的80%（臺灣《工商時報》，2018年7月27日）。臺商在昆山投資發展，激勵昆山市的改革開放，在涉臺投資、商貿、金融、財稅等方面有不少制度創新。　

臺商促進了大陸改革開放政策的創新與探索

臺商進入大陸發展是一個新事物，既不是內資也不同外資，具有特殊性、繁雜性與敏感性，如何促進與吸引臺商，如何管理與規范臺商（臺資企業），中央在相關法律制度與政策上不斷進行摸索、創新與完善。這本身就是改革開放的一大特色與成就。

“先行先試”理念是率先針對臺商在大陸投資或兩岸經貿合作領域提出的，是一種新的政策與制度探索，如今已逐步成為大陸改革開放的一個普遍性理念與政策導向，在許多領域或地方改革開放中廣泛使用與推行。另外，中央批準設立的臺商投資區、海峽西岸經濟區、平漂綜合試驗區、海峽兩岸農業合作試驗區、臺灣農民創業園與海峽兩岸產業合作示范區等，既是兩岸經貿合作與臺商大陸投資發展的重要成果，也是改革開放的重要產物。

大陸對外開放的許多政策或做法，既有大陸的獨特制度創新，也有參照臺灣經濟發展的經驗與做法，更有臺商的建言獻策與智慧貢獻。其中，不少臺灣知名企業家如王永慶先生等先后與黨和國家領導人會面會談，對大陸改革開放與兩岸關系發展提出諸多建言，不少建議得到重視與采納。這是臺商對大陸改革開放與兩岸關系發展做出的一種智慧貢獻。另外，臺商作為一個重要的、有力量與影響力的新群體，在維護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與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為大陸改革開放創造了較為良好的兩岸關系環境，也是對大陸改革開放的一種獨特貢獻。

可以說，在大陸改革開放40年進程中，許多臺商到大陸投資發展經商，紛紛加入到大陸改革開放的進程之中，成為改革開放的重要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與見證者。如今大陸新一輪改革開放列車已經啟動，開始了更大范圍與力度的對外開放，臺商在大陸的投資、經營也將進入一個新的轉型發展期，必將是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參與者與貢獻者，將會再次見證大陸新的改革開放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王建民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研究員

李海燕廣州大學臺灣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