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長江先生今年攝于家中
時任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的親筆簽名：“請即排印15份，送胡（耀邦）、楊（西光）各一份，五月十日（《理論動態》）那期用。”說明這是送去編輯部前的最后一稿 定稿標題最終刪去了“檢驗路線” 定稿修改時引用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夸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
9張圖為孫長江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修改手稿的復印件
革命導師……他們并不認為自己提出的理論是已經完成了的絕對真理或“頂峰”，可以不受實踐檢驗的……他們從不容許別人把他們的言論當作“圣經”來崇拜。 這段話就革命導師尊重實踐的例證在原稿中被劃了兩個示意“插入”的大圈，內容層層疊加，論據更加有力 “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這句話在手稿中被標紅線，確定為“小標題” 定稿中報紙剪貼部分是胡福明撰寫的、經《光明日報》多次修改的大樣，手寫部分則是孫長江添加的內容
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特別報道 之一 見證
編者的話：改革無停頓，開放不止步。回望四十年，這改革開放的“關鍵一招”，始終決定著當代中國命運。從鳳陽小崗村的包產到戶到如今推動“高質量發展”；從“超計劃利潤提成獎”的清遠經驗到如今自由貿易區、貿易港的全新戰略布局……頂層設計與生動實踐相互呼應，源源不斷帶給老百姓幸福感和獲得感。從今天起，本報開啟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年特別報道——《見證》專版，北青報記者深入各個行業，讓“實物”見證歷史，讓百姓講出期盼，讓發生在我們身邊的點點滴滴折映精彩的未來。
首都師范大學校園內一間擺滿了文件柜的辦公室里，首師大原紀委書記潘亮打開柜子取出一個大文件袋，小心地從里面捧出9頁八開大的復印稿紙，遞給北京青年報記者。稿紙上的內容是一篇文章的修改手稿，第一行用鋼筆寫著文章標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原題是《實踐是檢驗真理檢驗路線的唯一標準》，改稿人劃掉了“檢驗路線”，最終定題為40年前那篇改變了中國國運的文章。
這位改稿人叫孫長江。1978年，他在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工作時，成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重要撰稿人和最終完稿人。五年后他調至北京師范學院（即現在的首都師范大學）擔任哲學系教授，直至離休。多年前，他把這份修改手稿的原件捐給了北京歷史博物館（即現在的國家博物館），前年聽說潘亮正在籌建首師大校史館，他就把復印件交給了潘亮。“這份復印件太珍貴了，一定會成為我們校史館的重要展品。”潘亮說。
9頁手稿攤開在辦公桌上，潘亮和北青報記者一起細看上面的手跡。窗外傳來校園里年輕人的笑聲和北京三環路上的喧囂聲——這是21世紀的北京。歷經40年改革開放的中國，已然天翻地覆。但是如今的一切，都始于40年前的這篇文章。
關于稿件的出爐
南北兩篇文章被“捏在一起”
此手稿為胡耀邦審前最后定稿
1978年，剛剛從浩劫中走出來的中國走到了十字路口。
“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一年有余，但是“四人幫”造成的精神枷鎖依然禁錮著一些人的心靈，長達十年的動亂在整個社會投下的陰影不是輕易就能驅散的。整個國家貧窮落后的局面亟待打破，可是未來的路應該怎么走，大部分中國人仍在迷霧之中。尤其是1977年2月出爐的“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更是讓撥亂反正、落實政策、改革生產關系、發展經濟等一系列緊迫的工作無從下手。
就在這個時候，1977年末到1978年初，在南京和北京，各有一位中年知識分子面對思想的迷霧，不約而同地挺身而出，拿起筆寫下了題目非常相近的兩篇文章——在南京，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在醫院陪護妻子時，連夜在醫院走廊里寫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在北京，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孫長江寫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1977年7月21日，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于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并且提出了堅持“實事求是”的問題。在這一背景下，中央黨校的學員中開始了有關“真理標準”的討論，正在黨校高級班學習的《光明日報》新任總編輯楊西光也參加了這場討論。1978年4月初，胡福明的文章擬在《光明日報》的哲學專刊上刊出。楊西光看到后，認為文章提出的問題很重要，但聯系當時的實際還不夠有力，提出修改后可以在《光明日報》頭版發表。同時，楊西光聽說了孫長江的同題文章，于是邀請孫長江、胡福明和《光明日報》的編輯一起修改撰稿。最終，兩人的兩篇文章被孫長江“捏”在一起，數易其稿，定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送胡耀邦同志審閱后，于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報》發表，《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轉載，新華社向全國發通稿，之后全國絕大多數省區市的報紙陸續轉載。
在這份修改手稿第一頁的最上面，有時任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的親筆簽名：“請即排印15份，送胡（耀邦）、楊（西光）各一份，五月十日（《理論動態》）那期用。”說明這是送去編輯部前的最后一稿。
關于孫老的創作
9頁修改手稿
見證孫長江的貢獻
40年過去了，一南一北兩介書生如今都在家中安度晚年。只是，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時，署名是“本報特約評論員”。由于歷史的原因，世人大多知道胡福明是此文的撰稿人之一，卻鮮有人知道孫長江的名字。而北京青年報記者此次輾轉找到的9頁修改手稿，是《實踐》一文付印前的最后一版修改手稿，見證了孫長江對這篇文章的歷史性貢獻。
首都師范大學校園內有幾棟老式樓房，今年85歲高齡的孫長江就和老伴居住在這里。像很多老知識分子的家一樣，這套房間簡樸而干凈，沙發上蒙著沙發巾，家具都是舊式木制，茶幾上擺著全家福照片，照片上孫老夫婦被兩個女兒和幾個孫輩環繞著。北青報記者到訪時，孫老就安靜地坐在沙發上，只是因為腦部疾病，他如今已經無法進行順暢交流，但一生經歷的風雨都篆刻在臉上安詳密布的皺紋里。
孫長江1933年出生于福建廈門，雖是南方人，卻是一副身材魁梧的北方大漢的樣子。他自幼跟母親在泉州長大，靠母親當小學教員的微薄薪水讀到中學。1949年9月，正讀高二的孫長江報名參加了解放軍，隨部隊到福建永安剿匪。1952年，他從部隊被送到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班學習，自己挑選了歷史專業。青年時代的孫長江勤于獨立思考，大學畢業論文寫的是《論譚嗣同》——他對譚嗣同的研究還引來著名學者李澤厚與他進行了一場筆墨討論。畢業后他留在人大任教，“文革”期間被下放到江西余江縣勞動，1973年回到人大哲學系工作。1978年初，他調到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工作，在那里，他和老領導——時任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的吳江一拍即合，要寫這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吳江是中共資深理論家，他在自己的著作《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里回憶道：1978年初，他和孫長江談起中央黨校第一期理論班學員正在針對“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進行的討論，孫長江自告奮勇為《理論動態》寫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涂認識，發給學員參考，題目就定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起草過程中，理論班學員楊西光送來了胡福明的那篇稿件。“我看了來稿，覺得文章寫得還是有勇氣的，只是理論和邏輯性不足。我將來稿交給孫長江一并處理，請他與他正在起草的文章捏在一起，題目還是用我們原定的。”文章最后就是由吳江定稿并送胡耀邦審閱的。
關于稿件的修改
修改稿突出“唯一”二字
全文增加了四個小標題
9頁孫長江的修改手稿復印件在北青報記者面前一字排開。可以看到，每一張上面，孫長江都把大樣（胡福明的稿子經《光明日報》多次修改后的版本）一段段剪下來，貼在稿紙上，然后在稿紙空白處寫滿了字跡。事實上，這一版修改稿已經是他多次修改后、正式排印前的最后一稿。
據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回憶, 孫長江將兩篇文章捏合到一起的經過是這樣的：“他一邊寫, 一邊將《光明日報》送來的大樣可用的段落和長句 剪下貼上。捏在一起的結果是, 形成了一個6600多字的新的稿。其中剪貼《光明日報》稿中2700來字。”
歷經多年，修改手稿上的鋼筆墨水痕跡已經有點兒黯淡，但是其中體現的思考脈絡仍清晰可見。例如文章第一部分的小標題“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就是孫長江手寫加上去的，第一部分的整個第二自然段也是他手寫加上去的。
這里他寫道：“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的標準。毛主席說：‘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夸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義論》）‘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論》）這里說：‘只能’、‘才是’，就是說，標準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這是因為，辯證唯物主義所說的真理是客觀真理，是人的思想對于客觀世界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因此，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就不能到主觀領域內去尋找，不能到理論領域內去尋找，思想、理論、自身不能成為檢驗自身是否符合客觀實際的標準，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屬實，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訴為標準一樣。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必須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觀世界聯系起來的特性，否則就無法檢驗。人的社會實踐是改造客觀世界的活動，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東西。實踐具有把思想和客觀實際聯系起來的特性。因此，正是實踐，也只有實踐，才能夠完成檢驗真理的任務。科學史上的無數事實，充分地說明了這個問題。”
顯而易見，孫長江這里在原稿的基礎上強調了“唯一”的重要性，緊扣文章標題。他在后來的回憶文章中也表示，這篇文章的初衷就是為了強調“唯一”二字：“我和吳江都認為，當時在一些領導干部中流行的‘兩個標準’思想是錯誤的，是糊涂觀念，要澄清，所以我一開始的命題就是‘唯一’。因為我們要解決的就是‘兩個標準’會帶來的思想混亂的問題。”
通看全稿，越往后孫長江撰寫的部分越多，而且全文四個小標題都是他加上去的。
《光明日報》也曾在1985年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寫作和發表的經過》中證實：“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執筆者，孫長江同志最后執筆完稿。”胡福明則在回憶文章里說：“給這篇文章修改、提意見的有多位同志。楊西光主持這篇文章的修改發表，馬沛文、王強華、吳江等同志都參加了修改。孫長江下大力氣修改了文章。因而這篇文章成為集體創作。”
關于文章的影響
稿件見報后作者曾準備坐牢
歷史已得到的就不會輕易失掉
每一個經歷過那個階段的人都知道，那樣的文章發表需要多大的勇氣。事實上，文章發表后引發的思想和政治上的震動，超出了孫長江、胡福明乃至楊西光、吳江的意料。“文章發表后，有人說這是一篇砍旗的文章，當時我都做好了去秦城監獄的準備。”孫長江曾說。
文章指出，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這是從根本理論上對“兩個凡是”的否定，由此引發了全國范圍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實踐》一文深深影響了孫長江的后半生，至今他仍然認為“1978年對于我來說，是生命中最有意義的一年。”對改革開放他一直持樂觀支持的態度：“中國的改革開放終究還是一步一步地在前進。我堅信，歷史已經得到的就不會再輕易失掉，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面對這篇文章的歷史功績，他曾在回憶文章中謙遜地表示：“這場（真理標準的）討論絕不是由某個、某幾個‘秀才’靈機一動或冥思苦想而引發起來的。這場討論是歷史的產物，這篇文章也是歷史的產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