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第五屆世界互聯網大會11月7日在浙江烏鎮開幕， 國家主席習近平致賀信。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

面對全球互聯網的變化與挑戰，中國將給出什么樣的答案，世界正在期待。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社會生產網絡不斷擴大，從一國走向多國，從多國走向最終的全球化。在此過程中，社會生產網絡在空間上、行業間、甚至產品內部等各個維度變得日益錯綜復雜。與此同時，生產網絡交換的重點內容也逐步從農業產品、工業產品、資金流，最終走向數據流、信息流。經濟強國也在不同階段表現出不同的產業特征：農業強國、工業強國、貿易強國、金融強國。在網絡時代的背景下，信息流、數據流正在成為新的生產資料，同時也越來越直接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經濟強國也將越來越多地依靠網絡強國。

當今世界正經歷信息革命，將帶來生產力又一次質的飛躍，對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軍事等領域發展產生深刻影響。中國必須抓住這一歷史機遇，以信息流帶動技術流、資金流、人才流、物資流，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建設網絡強國，中國擁有自身的獨特優勢。

中國建設網絡強國具有市場規模優勢

網絡具有邊際收益遞增的特點，網絡中每加入一個新用戶，它的規模收益就越大。我國擁有將近14億人口，現有的互聯網用戶和手機用戶都十分龐大，從孩童到老人，幾乎人人都會使用智能手機。我國所擁有人口優勢是建設網絡強國的巨大支撐力，這是世界上很多發達國家都沒有的先天條件。中國有阿里、騰訊這樣的世界級互聯網公司，這和中國國內規模巨大的市場密不可分。充分利用人口優勢，發揮人口基數作用，可以使我國的網絡強國建設事半功倍，對經濟發展形成巨大的規模效應。

如今的網絡時代早已不同于傳統的免費互聯網時代，內容和形式上的創新催生了各式各樣的盈利模式。網絡時代不會埋沒任何人的才華，每個參與者都可以利用網絡創造財富。他們既是互聯網服務的創造者，也是互聯網服務的享受者。因此，打造全方位的網絡空間，擴大網絡基礎設施的覆蓋率，可以使我國的市場規模優勢在網絡強國建設中發揮到最大程度。

建設網絡強國對人才和基礎設施提出了更高要求

網絡強國的特征表現為一國擁有強大的技術實力、強大的抵御網絡風險的能力以及網絡治理能力，在實現高水平的網絡效率同時，也能夠實現高水平的網絡安全。無論是社會發展的何種階段，人才、基礎設施都是建設經濟強國的兩個重要支柱。前者的創新能力依賴于國家的人才培養和激勵體制，后者則依賴于政府對基礎設施的投入、監管和維護。網絡強國的建設，根本上仍然需要依靠互聯網人才隊伍和網絡基礎設施建設。

對于一個微觀企業而言，互聯網首先是一個技術密集型產業，離不開一流的技術人才作支撐。經過二十多年來堅持不懈的努力，我國在互聯網技術領域收獲了喜人的成就和豐富的技術經驗及專業人才。自2003年開始，中國申請的相關專利數量以10%的速度逐年遞增。在市場需求激勵之下，大量的高校畢業生畢業后涌向互聯網企業，給互聯網行業提供大量IT人才，年輕化的人才隊伍更有利于技術進步和創新。2017年，按照市值排行的世界十大互聯網公司當中，中國的阿里巴巴、騰訊、百度、京東占據了其中四席。我國的互聯網實踐和創新立足于本國國情，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基本生產、生活已經和智能網絡緊密聯系在一起。不過，我國互聯網科技人才的資源總量雖然較大，但是高端技術人才仍然是稀缺資源。

對一個國家而言，特別是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而言，網絡強國的建設對基礎設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網絡強國所指的基礎設施，不僅僅包括狹義的電信、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還包括網絡經濟和實體經濟互動的環節。網絡基礎設施還包括網絡基礎理論和核心技術，以及與網絡安全相關的相關設施。例如，信息基礎設施網絡安全防護保障，網絡安全信息統籌機制、手段、平臺。“要致富，先修路”，而網絡基礎設施就是當今信息時代的“高速公路”。

網絡強國的實質是信息技術強國。網絡發展以技術作為支撐，核心技術是制約我國建設成網絡強國的最大難關。擁有了核心技術，才能擁有技術比較優勢，從跟跑技術發達國家到完成“彎道超車”。核心技術的誕生，是要通過海量的試錯試出來的。這不但要求科研考核機制要具有包容性，允許科研人員失敗；而且還對融資機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融資機制也要具有包容性，要能夠容忍技術攻關的一再失敗。因此，我們的科研考核機制要進行改革，從短期的、高頻率的考核，轉向較長周期的考核機制，從重數量的考核機制，轉向重質量、重同行口碑的考核機制。另外，對融資機制而言，也要求發展股權融資、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改變主要依賴銀行貸款的融資結構。

中國建設網絡強國面臨著與實體經濟相互融合的問題

毫無疑問，互聯網發展對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同時，新技術會給傳統產業帶來沖擊。網絡經濟的這種“創造性破壞”，也對實體經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沖擊，比如零售服務業在互聯網的沖擊下有走弱的趨勢。我們需要從兩個方面來理解這種矛盾：一方面，和歷史上的其他新技術、新的生產方式一樣，網絡技術提高了信息流效率和生產效率，其做大的是整個經濟產出的“蛋糕”。在此過程中產生的分配問題，需要國家通過稅收、補貼等方式，通過再分配來維護基本的社會公平；另一方面，實體經濟和互聯網可以實現良性的互動，實現雙方共贏。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經濟發展研究室主任，澳門城市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