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志東 作者供圖

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一個人一生的發展，固然與個人的努力有關，但是大環境的變遷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我自己在“文革”時期當了工農兵大學生，主要是環境所提供的條件。改革開放后去上研究生，也是如此。

或許我們所有的人都是被歷史推著走的。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可以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只能在既有的條件下創造歷史，不能隨心所欲。我們上大學、讀研究生、參加工作，成功與否也都是各種條件制約的結果。

那么，1978年后的改革開放這個大環境，為我們這樣的小人物提供了哪些機會呢？先從工農兵學員談起。

稀里糊涂以工農兵學員身份上了南開

工農兵學員，這個名字對大多數年輕人來說都比較陌生。簡單說來，他（她）們是在1966年大學停止招生四年之后，國家試圖恢復招生的一個嘗試。1970年先從北大、清華試點，后來其他高校也開始相繼招生。據說，從1970年到1976年全國共招生94萬人。因為他們從工農兵中直接推薦選拔上來，故被稱作工農兵學員，或者工農兵大學生，并負有“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的責任。

這些人基本沒有經過考試，只要有初中程度，在工廠、農村、軍隊里呆過兩年以上，經過單位推薦（條件是出身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干部，且工作優秀），領導批準，學校接受，就可以上學。這是大環境。

我們這樣的小人物就是跟著這樣的大環境走的。1970年時，“文革”初期階段結束，好多人上山下鄉了。河北電力建設公司在我老家山西省平定縣招工，我則從平定中學被招去當了洋灰工（工地在我縣娘子關熱電廠，總公司在石家莊）。

“文革”開始的時候，我上初中二年級，之后停課四年，把初三和高中都給耽誤了。南開大學1971年試招生，1972年正式招生，我就稀里糊涂地上了南開大學外文系英語專業，當時的我已經在河北邢臺小康莊熱電廠工地工作了很久。

之所以說是稀里糊涂，是因為我本人沒有后門可走，父母都是農民，父親在我上中學前就去世了。當然也不能說完全是稀里糊涂。我在聽說大學要開始招生時，就已經蠢蠢欲動，打聽需要什么條件，如何才能符合條件等。所以一說報名，我二話不說就報了。

有些人聽說我們單位（當時有四千多職工）只有一個名額，認為可能性不大，所以連名也不報。這就更沒有機會了。當然，關鍵還是我們洋灰工小組的師傅們以及土建大隊的王興業大隊長對此非常支持。應該還有其他一些原因，但總之是稀里糊涂就去了。當然，這還是離不開大環境所給的條件。

考到大學當英語老師

上學期間老師們都非常敬業。谷啟楠、李久明老師先后教我們英語精讀課，我們每一個人的語音、語調、語法問題都被他們極其認真地糾正過。翻譯課的錢建業老師為我們批改的作業滿紙都是紅墨水，中文系的宋玉柱老師批改作文也是字字不落（我們要補半年的文化課，包括中文、世界地理、世界歷史、黨史等）。

我的英文和中文在她（他）們的教導下，都得到了很大的進步。當然那時有那時的問題，比如學工、學農、學軍也占去了不少時間。不過，我們多數人還是在認認真真地學習的。

三年半之后的1975年，我畢業了。當時對工農兵學員的政策是“社來社去”：從工廠來的回工廠，軍隊來的回軍隊，但是從農村來的還是給分配了工作。有的同學分到了北京與天津的不同政府部門，也有的同學分到了出版社。我們原來從工廠來的多數又回到了工廠。我則回到了石家莊，在電建子弟學校教中學英語。

1978年改革開放，大學開始招生，我開始準備考研究生。當時考了兩個學校——天津外院和北京外貿，都沒有成功，于是，在1980年河北師大招聘老師的時候，通過考試去了河北師大外語系當英文老師。我和另外兩位老師各教一個班的精讀課，大家你追我趕，兢兢業業，雖然辛苦卻樂此不疲。那時當個大學老師真是不錯，我們每個人非常享受自己的工作。

我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和同事與學生的關系都非常融洽，課余時間教夜大，在電廠也兼職教過英語，覺得生活非常充實。剛到師大那幾年掙的還是電建的工資，每月38塊7毛4，兼職補貼家用，正式工作也不耽誤。

郝志東 作者供圖

改革開放推著我一步步功成名就

但是，工農兵學員的身份畢竟是個問題。在大學里，工作量重，升講師的機會幾乎沒有。于是，我們幾位工農兵學員出身的老師都要求學校允許我們考研究生。系里領導拗不過我們，我就在1984年考上了上海華東師大外語系的英文碩士班，帶職去上學，講定畢業后還回來工作。

結果，兩年后回了河北師大，并又用一年的時間于1987年將碩士論文寫好并通過答辯。這一切，沒有改革開放大環境的允許自然是不可能的。

那時拜改革開放所賜，出國留學的機會也逐漸多了起來。我本來覺得在大學教書已經很好了，不想動。但想到未來的發展，覺得還是讀個博士學位會更好一些。

于是，我便于1988年自費公派去了紐約市立大學讀英語博士，一年后轉讀社會學博士，我太太和孩子也到了紐約陪讀。其間的辛苦不言而喻。太太打工，小孩上學，為了交學費和補貼家用，我每學期要教三門到四門課（主要是英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生的寫作課），在紐約市立大學的幾所學院之間奔波，同時還要修自己的四門社會學專業課。

紐約城市較大，從家里到工作或者學習的地點通常需要一個半小時左右。那時候，我常常睡眠不足，有時候坐地鐵會坐過站，晚上上課有時也會打瞌睡。不過，所幸終于在1995年畢業，1996年在南加州惠特爾大學（尼克松的母校）找到助理教授的工作。

2002年，我到臺灣中央研究院做了一年的富布萊特學者，2003年就直接轉到澳門大學教書。一來離內地很近，便于自己的中國問題研究；二來待遇也好，所以就在澳門大學呆了下來，直到2017年退休。

澳門大學為我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條件。其間我組織召開了幾個大型國際研討會，出了十幾本書，寫了幾十篇關于兩岸四地政治與社會發展的文章。而且一到澳大就擔任了行政工作，從中國研究課程主任到社會學系主任以及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等等。

這就又讓我們想到了大環境的影響問題。如果沒有文革，我不會去當工農兵學員學英語（其實我在初中時的理想是學法律或者新聞）。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我不可能去大學教書，并讀了碩士與博士研究生。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我不可能出國留學。如果沒有澳門大學那么好的研究條件，我也不可能在學術方面做出自己比較滿意的成就。

環境的確造就了人，盡管人也需要自己的努力。所以，如果要像馬克思說的那樣，讓每個人都能夠自由發展，首先我們需要努力讓大環境變得可以讓人們能夠自由發展。這或許是我們今后仍然應該奮斗的目標。（郝志東：澳門大學榮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