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東鄉村里，馮驥才見到從未見過的福字磚，感覺勝似金磚。
馮驥才在河北沙河考察傳統村落。
馮驥才創作的部分作品。
馮驥才，不宜在他的名字前加上前綴，因為他的身份太多；也不宜在他的名字前加上年齡，因為他一直保持年輕活力。他用文字、行動和聲音，深入參與到一個國家40年的發展進程中，見證了改革開放40年的變遷。“有人說我是傳奇式的人物，做的事兒太多了。我想說，這一切都源于我和時代攪得太緊了。”近日，在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馮驥才如此盤點他這40年。
馮驥才，不宜在他的名字前加上前綴，因為他的身份太多；也不宜在他的名字前加上年齡，因為他一直保持年輕活力。他用文字、行動和聲音，深入參與到一個國家40年的發展進程中，見證了改革開放40年的變遷。“有人說我是傳奇式的人物，做的事兒太多了。我想說，這一切都源于我和時代攪得太緊了。”近日，在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馮驥才如此盤點他這40年。
一筆稿費和一次作品爭議
■他花了20分鐘講小說，茅盾拍板這部小說能出
40年前，馮驥才沒有想到自己成為“文革”后首位拿到稿酬的作家，那筆稿費是3300元。1978年春節前，郵局工作人員驚訝的目光，還有春節喜慶的鞭炮，匯成他難忘的時代記憶。
這筆稿費來自人民文學出版社，他的長篇小說《義和拳》發表于1977年年底，稿費是在1978年春節前領取的。馮驥才記得自己到郵局取匯款時，工作人員一見匯款單上的金額，立刻奔到了里面的大屋，那些戴袖套的工作人員“呼啦”一下全站了起來，就像迎接大人物一樣，投來驚奇的目光。
拿著稿費，馮驥才給他的鄰居們精心準備了禮物，每人一份好吃的，還有一份鞭炮。唐山大地震中，馮驥才的家震塌了，一家人從洞里爬出來，隨后的幾年一直借住在朋友家。在那個百廢待興的年代，他和朋友、鄰居們一起迎來了意義非凡的1978年的春節。“那一年的春節過得特別豐實。”馮驥才回憶。
1978年的春天，蟲子在土地里打滾，春天的氣息撲面而來。馮驥才說，“春天的水，不是從什么地方流來的，而是從大地里鼓漲起來的。”文學的春天也來了，那一年，劉心武的《班主任》、盧新華的《傷痕》、王亞平的《神圣的使命》等相繼問世，“傷痕”文學開始出現，而馮驥才的《鋪花的歧路》也成為其中重要的代表作。
1978年，馮驥才寫了一部中篇小說《創傷》，人民文學出版社打算出版，但名字和《傷痕》太接近，于是改名為《鋪花的歧路》。因為這部小說否定“文革”，出版社內部對是否出版存有爭論。這年年底，《鋪花的歧路》《大墻下的紅玉蘭》《生活的路》三部作品研討會在和平賓館召開，茅盾也被請了過來。馮驥才記得，茅盾老先生說，請這部書的作者上來講一講。馮驥才當時三十多歲，緊張得要命，面對臺下的文藝界大家，他花費20分鐘，一口氣將小說從頭到尾講了一遍。茅盾肯定了這部書稿，出版社決定出版。書稿后來還在《收獲》上發表，巴金先生也給予了肯定。
時至上世紀80年代，馮驥才的創作力呈噴發之勢，《神鞭》《三寸金蓮》等又開文化反思小說先河，這些作品選取“小腳”“辮子”“八卦”這類封建傳統文化象征物為意象，審視、剖析了傳統文化中的落后因素，歷史觀照進了現實。
回望過往，馮驥才感慨道，上世紀80年代是充滿了溫暖回憶的年代。他每天早上開信箱，會自帶洗臉盆，信箱一打開，信件“嘩啦”一聲掉入臉盆。“我雖然看不見自己的讀者，但是會覺得自己和讀者融在了一起。”他說，記得寫《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雕花煙斗》這批作品的時候，很多來信的紙頁粘在一起，讀者寫信的時候一邊流淚一邊寫，是淚水使信紙粘連在了一起。
“那個時候簡直不能搞簽名。”馮驥才記得有一次，他和蔣子龍在天津新華書店為讀者簽名，讀者人潮涌動，把書店柜臺都擠散了。主辦方只好將活動改至樓上，他與蔣子龍一人一屋，各簽各的。“為什么讀者那么信任作家，因為他們覺得作家是人民的代言人。”馮驥才說，改革開放初期，特別呼吁作家的良心、作家的職責，“那個時代的作家，是把良心放在筆里。”
一次賣畫和一次文化行動
■他站在展廳拍了一張照，和心愛的畫作做最后的告別
2007年6月，馮驥才公益畫展在蘇州美術館舉辦，那次展覽馮驥才把自己兩年來創作的心愛畫作都賣了，籌得資金380萬元。這并不是馮驥才第一次賣畫。早在2004年，他就在北京、天津義賣書畫，籌集了100多萬元，成立了中國第一個以民間文化搶救和保護為宗旨的私募基金會。而更早的時候，他曾賣掉畫作，搶救了家鄉的賀秘監祠。
在蘇州賣掉的畫作中，《心中十二月》系列是馮驥才的摯愛，他從一月畫到十二月，每一幅畫作都有題記。他原本不想賣掉這組畫，但無奈基金會還差錢，最終只得以出畫冊的形式，和《心中十二月》說“再見”。
馮驥才不會忘記，展覽落幕那天，畫作都有了買主，展廳里靜極了，他讓攝影師摁下快門，給他拍攝了一張照片：他站在展廳中央，身后就是那些心愛的畫作，從那一刻開始，他就要和它們分手了。“和書不同，畫的原作賣出去了，就永遠看不見了。畫沒有了，我有點傷感。”
對于馮驥才而言，那些年，他不僅要和畫作告別，更要和自己最愛的小說創作告別。“過去的二十年，我沒有寫過長篇小說，但是文化遺產搶救比寫一部小說更重要。”馮驥才說，他從未因此后悔過。
上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的第二次浪潮來臨，馮驥才發現，當人們樂呵呵地迎接美好新生活的時候，卻忽略了文化傳統，我們民族應有的價值觀和文化DNA在逐漸消失。“當社會迷茫的時候，作家應該先清醒，當社會過于功利的時候，作家應該給生活一點夢想。”時隔多年后，回首那個年代，馮驥才依然感情激蕩。
“知識分子在整個文化自覺的鏈條里，首先是文化先覺，他首先要感受到文化的痛點，他要先叫喊出來，才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才能引起城市管理者的關注，進而影響國家的一些文化策略。”馮驥才的文化先覺先是在家鄉生發。1992年3月，他回老家寧波辦畫展，當地政府說月湖邊上的賀秘監祠，是為紀念唐代詩人賀知章而建，政府計劃改造好就交給文聯，同時許諾，如果他能修繕，房子就給他，修繕費用約20萬元。“當時如果沒有那20萬塊錢，這房子可能就拆了，我就把我展覽中6尺對開的大畫拿出五幅賣了。”馮驥才終于籌到20萬塊錢，修繕好了祠堂，也交給了寧波文聯。
如果說賀秘監祠的搶救是馮驥才文化遺產保護的萌芽，他對天津老城的搶救，則是他的第一次文化行動，他此后的文化遺產保護的基調也得以形成。1994年，馮驥才由媒體得知天津老城將被徹底改造，老房老屋將拆除凈盡。他說，自己的大量小說和散文都來自老城，書里的人物都是在這塊土地上生長起來的，怎么能接受心愛的老城毀滅。在他的組織下，一支幾十人的“雜牌軍”成立了，天津史專家、建筑師、文化與民俗學者，還有攝影家通力合作，只為留下一個老城。通過“雜牌軍”的努力，留下了老城的影像資料，出了《舊城遺韻》圖集。更重要的是，在馮驥才的極力呼吁下，老城鼓樓中心城區和東門內大街原生態地保留了下來，楊家大院、徐家大院、卞家大院和倉門口教堂等重要的歷史建筑免遭拆除。
“我投入文化遺產保護，是落入時代為我預設的一個陷阱，也是一個一般人看不見的漩渦，沒人推我進來，我是情不自禁跳進來的。”過去的20年，馮驥才四處奔走呼吁，帶頭深入近30個省進行田野調查，普查中國民間文化的家底。他也是最先倡議設立國家文化遺產日，提議立法保護中華民族傳統節日的人。在盤點他的文化遺產保護“遺產”時，《中國口頭文學遺產數據庫總目》《中國傳統村落立檔調查范本》《中國唐卡文化檔案》《中國木版年畫集成》《中國民間剪紙集成》等大部頭出版物蔚為壯觀，而他組織收集的20億字口頭文學資料，更被譽為民間文學的一套“四庫全書”。
從1990年到2013年，關于文化遺產保護，馮驥才做了23年，時至今日他還在繼續奔走。愛直言的馮驥才毫不客氣地說，他對文化遺產保護現狀并不滿意，他還要寫信給相關領導，一直呼吁下去。
一次偶然創作和一次獲獎感言
■他靠在床頭上，偶然寫下一千多字，小說寫作滿血復活
今年9月，馮驥才和他的小伙伴們到張掖開會。一個下午，他因膝蓋不好沒去馬蹄寺，留在了賓館。讓他未曾料到的是，一部新長篇小說卻因此有了神奇的開始。
“有的時候我也會過過小說癮，這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也特別享受。我不寫小說是有失落感的，我只要有時間，只要我寫，就用全部生命去寫。”盡管如此，馮驥才說，過去的二十年，他和讀者疏遠了，他更多是和文化遺產的傳承人，跟古村落的老百姓在一起。
但張掖的那個下午卻非同尋常，馮驥才在賓館里毫無阻礙地寫下一千多字后，到底沒有剎住，兩個半月后一部長篇竟已完成。這部新長篇到底寫的是什么，馮驥才沒有劇透，但他說，“我很多近些年的生活經歷和對人的感受，對很多問題的思考，一下子就被點燃了。”這次神奇的體驗，也讓他想到周恩來總理說過的那句話，“靈感是長期積累，偶然得之。”
因為年輕時當過籃球運動員，進入2014年后，馮驥才的膝蓋漸漸不好，爬高不行，走疙疙瘩瘩的路也很吃力。于是近些年，他在書齋里待得多了，但他的文學思維也因此復活。“我寫短篇小說集《俗世奇人》時，有一天寫了三個短篇。”滿血復活式的寫作，讓他更加堅信，生活里有意識尋找來的，并非文學創作需要的生活，生活都是不知不覺積累下來的，只要有感受力，有文學接收頻道，就會獲得大量信息，就會一下子找到突破口。
今年8月，76歲的馮驥才先生因《俗世奇人》（足本）獲得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在發表獲獎感言的那一刻，他想到了冰心老人，后者也曾在和他差不多的年齡獲過獎。他說，“文學獎其實是屬于年輕人的，我這個年紀獲獎，對我是一種鼓勵和安慰，而另一方面也感覺跟讀者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時代在變遷，拿著洗臉盆接讀者來信的時代不會再來，但市場銷量會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作家的影響力，《俗世奇人》分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兩種版本，這兩個版本迄今銷量已達350萬冊。
馮驥才坦言，他這一代作家很幸運，因為他們能直接跟“五四”時期的進步知識分子接上氣，那一代知識分子做民族脊梁的精神被傳承了下來，“我從冰心身上獲得了什么，那就是大儒、大智、大仁、大愛。”
2017年12月，馮驥才卸任中國文聯副主席，在歡送會上，他好像在為自己一生做著總結，“作為一個中國文化人、一個知識分子，到底什么東西最重要，一個是文化理想，一個是家國情懷。”在他看來，所謂“文化理想”，就是所有做文化工作的，要讓社會更文明，一個社會高度文明了，這個社會才是進步的、和諧的、美好的。而“家國情懷”是知識分子拋不掉的傳統。這40年來，他從文學創作轉向文化遺產保護，又從文化遺產保護再回歸文學創作，印證了這八個字。
“有一天我愛人跟我說到一件事，我說，等我老了以后再思考，我愛人回了我一句，你還不夠老啊！”馮驥才哈哈笑著說，他現在正心血來潮整理起家中畫室，想明年春節再重畫《心中十二月》。
結束語
從今年7月至12月，北京日報“印跡”欄目起于盛夏止于寒冬，今天，我們就要和“印跡”告別了。
過去的五個多月里，我們隨著一串串“印跡”，結識了歌唱家李谷一、作家劉心武、畫家王明明、風雷京劇團團長松巖、電視劇導演鄭曉龍、國內小劇場開拓者傅維伯、影視導演楊亞洲、戲劇導演林兆華、博納影業總裁于冬、朝陽區文化館館長徐偉、歌唱家迪里拜爾、慈文傳媒董事長馬中駿、文化官員張和平，還走進了中央音樂學院77、78級作曲系。40年，風雨兼程，正是他們帶我們讀懂了改革開放40年的文化傳承、文化堅守、文藝創新和勇敢探索，他們的追憶、反思和探究，記錄了40年來的中國文化發展史，也注定會給后人留下一筆珍貴的文化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