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我們搬新家了，住在8樓，有空您過來看看。”搬家那天，已結婚13年的劉正堂鼓起勇氣給遠在四川的岳父打了個電話，邀請從未來過他家的岳父過來走走。電話那頭，他的岳父連連答應。

劉正堂所說的新家，在云南省昭通市靖安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2019年12月18日，在外奔波了十幾年的劉正堂終于告別了30平米的出租房，帶著妻兒住進了兩室一廳一廚一衛的小區房。

“我做夢也沒想到，這輩子還能徹底離開兩紅巖。”劉正堂說，他的老家在昭通市彝良縣中鳴鎮麻窩村民委員會兩紅巖村民小組，那個出門就得爬坡下坎的“山卡卡（方言，指兩山之間比較平坦的地方）”，他生活了20多年。迫于生計，從2004年開始，他就在外過起了居無定所的生活。

“1999年，我高中畢業考取了西南林學院（現西南林業大學），但因家庭條件差等原因，最終只能放棄。”劉正堂說，大學沒上成，在家種了幾年地后，便與其他兄妹一樣，來到沿海開啟了打工的生涯。

劉正堂介紹，2005年，他在福建一家工廠打工時，遇到了現在的妻子江群芳。“談了一年戀愛后準備結婚，但準岳父卻不同意。”

“當時我的家庭條件差，岳父不想讓女兒跟著我吃一輩子的苦，所以一直反對這樁婚事。”劉正堂說，岳父看著女兒不聽勸阻，執意要跟他結婚，便給他倆撂下了狠話：“你倆要是結婚，我一輩子也不會踏進你們家門檻。”

劉正堂家的老房子一角。（供圖）

“他說到做到，現在大的兒子都十二歲了，岳父一直沒來過。”劉正堂說，對于岳父撂下的“狠話”，他們一家也能理解，畢竟當時的家境十分糟糕，老家經歷了40年風雨的老房子，屋頂瓦片透著光，簡陋而危險；在昭通的出租屋，只有30平米，根本住不下。

“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過上好日子，我們不敢怪岳父。”劉正堂說，他跟妻子江群芳結婚時連酒席都沒辦，這事兒他一直內疚到今天。

但劉正堂內疚的事，在江群芳看來并不重要。“我看中的是他的為人處事，并不在乎跟著他吃了多少苦，只要兩人和和睦睦，再多的苦都是甜的。”江群芳說，他們也一直堅信，只要努力，好日子總會來的。

2012年，劉正堂跟妻子結束了異鄉的生活，帶著6歲的兒子回到了云南昭通，在市里一水果批發市場旁花1500元租了一個30平米的房間，一家三口擠在里面過起了拮據的生活。“后來嫌貴，就搬到了只需600元一年的頂樓加蓋房，這一住就是7年。”劉正堂說。

為了能給家人創造一個更好的生活條件，劉正堂在水果批發市場蹬起了三輪車。“每天起早貪黑，活兒多的時候，一天能掙一百多元，沒活兒的時候，一分錢也掙不到。”劉正堂說，妻子也在市里的一家服裝店打工，一個月只有1500元的收入。雖然很努力，但他們每年都得借錢用，年年入不敷出，最終被認定為建檔立卡貧困戶。

2018年，昭通吹響了“挪窮窩、斷窮根”的建設號角，在昭陽區靖安鎮選址建設跨縣安置區，劉正堂成為異地扶貧搬遷的對象。

劉正堂住的小區一角。（人民網 虎遵會 攝）

2019年12月18日，劉正堂舉家搬到了距離昭通市區只有20多公里的靖安，住上了兩室一廳一廚一衛的小區房。與他一同搬家的，還有來自大關、永善、昭陽等6縣（區）的近千戶建檔立卡貧困戶。

告別大山，如何才能讓搬遷群眾有活兒干、有錢賺，當地黨委政府積極擇優選擇企業落戶當地，在安置區打造“扶貧車間”，讓搬遷群眾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在扶貧掛包干部的推薦下，劉正堂也到安置區就業創業扶貧工作站提供的公益性崗位上班。

劉正堂說，告別了大山的束縛，他們一家也算是開啟了新的生活。“現在我每月能拿到1400元的補助，妻子江群芳則跟老鄉合伙，在安置區開了個占地600-700平方米的家具店，自己當起了老板。”

劉正堂帶著兩個孩子。（人民網 虎遵會 攝）

“要不是黨的好政策，真不敢想這輩子還能離開麻窩村，住上小區房。”劉正堂說，居無定所的日子早就過夠了，能住上這么好的房子，也算是對得起岳父和妻兒了，也有足夠的勇氣邀請岳父來家“認門”了，相信以后的日子會越過越紅火。

說完，劉正堂又拿起電話，聯系剛搬遷過來的群眾，落實他們的務工需求。忙活幾分鐘后，劉正堂才掛斷電話，回頭說：“這幾個剛來的，我已跟扶貧車間聯系好了，明天就可以帶他們過去上班，確保每個搬遷過來的群眾都能有活兒干，有錢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