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生物實驗室的檢驗人員在工作中。新華社發

核酸檢測實驗室里的工作人員。 新華社發

科研人員在實驗室的生物安全柜內進行樣本處理。新華社發

編者按

4月15日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主任習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上強調，要強化公共衛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強和完善公共衛生領域相關法律法規建設，認真評估傳染病防治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修改完善。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盡快推動出臺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度保障體系。為何要保障生物安全？如何建設生物安全體系？專家提出了發展我國生物安全科技的建議。

今年，我國明確提出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縱觀世界，面對突發冠狀病毒傳染病、外來物種入侵等重大問題，我國也急需加強科技創新，夯實生物安全的基石。這對快速提高我國生物安全治理體系和能力，保障人民健康和國家安全有著重大意義。

1.全球生物安全形勢十分嚴峻

國際生物安全形勢正從溫和可控狀態轉向相對嚴峻，生物安全受到各國高端關注。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深化，各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生物安全問題。生物威脅已從偶發風險向持久威脅轉變，威脅來源從單一向多樣化轉變，威脅邊界從局限于少數區域向多區域甚至全球化轉變，突發生物事件影響范圍已經從民眾健康拓展為影響國家安全和戰略利益。傳統生物安全問題與非傳統生物安全問題交織，外來生物威脅與內部監管漏洞風險并存：

一是新發突發傳染病疫情不斷出現。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對重大突發公共衛生安全事件，各國很難獨善其身。除了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近十年來相繼出現了甲型H1N1流感、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高致病性H7N9禽流感、埃博拉、寨卡等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疫情傳播更快更廣，即使遠在世界另一極，就只是一趟航班的距離。寨卡病毒自2015年開始不到一年時間，就從巴西傳播至全球，感染了40個國家約50萬人，本次冠狀病毒目前已蔓延到25個國家和地區。世界衛生組織提出未來將會有多種源頭的大流行“X疾病”。

二是生物技術發展帶來的雙刃劍效應與風險加大。科學家已在哺乳動物中首次實現“基因驅動”，基因驅動系統使變異基因的遺傳概率從50%提高到99.5%，可用于清除特定生物物種。隨著基因編輯和基因驅動技術的發展，基因武器風險越來越高。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對生物科技負面作用的管控體系和能力有欠缺，有明顯的內部性威脅，同時生物科技在許多戰略方向存在“卡脖子”現象，有隱性的外部性威脅。

三是人類遺傳資源流失和剽竊現象持續隱形存在。人類遺傳資源是國家戰略資源，具有巨大的戰略安全和經濟利益。雖然聯合國《名古屋遺傳資源議定書》雖然定義了“與生物資源交換相關的獲取和惠益分享義務”，但圍繞人類遺傳資源的獲取和使用，各國存在著“明取暗奪”現象。據俄羅斯多家媒體報道，美國系統搜集蘇聯地區傳染病、菌株庫以及俄公民生物樣本，特別是美空軍還試圖搜集俄羅斯公民的滑膜組織和RNA樣本。

四是各國均加緊生物安全能力建設。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生物技術的進步，生物安全已成為一個涉及政治、軍事、經濟、科技、文化和社會等諸多領域的世界性安全與發展的基本問題。許多國家高度重視生物安全，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戰略，作為國家安全和國防建設的戰略制高點。美國政府率先將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戰略，自2004年以來不斷推出關于生物安全的一系列國家戰略。歐盟、中東、北非、俄羅斯、法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或地區結合各自特點，也紛紛制定應對生物戰、生物恐怖、傳染病疫情、實驗室生物安全、生物技術謬用等生物安全問題的戰略措施。

2.我國面臨的生物安全形勢更加復雜

隨著國際格局深刻演變和中國民族復興步伐加速邁進，在生物技術加速進步的同時，我國面臨的生物安全形勢更加復雜：一是新突發傳染病暴發擴散和傳播威脅難以即時感知。據國家衛健委報告，2017年我國內地法定傳染病達7030897例，死亡19796人。近幾年，我國出現了大型傳染病有非典型肺炎、甲型H1N1流感、H7N9禽流感、新冠病毒肺炎等；二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履約談判和履約機制話語權掌控權不足；三是外來生物入侵不斷擴大，帶來經濟上的巨大損失。目前，我國確認的外來入侵物種已達619種，其中大面積發生、危害嚴重的達100多種，每年造成2000多億元的經濟損失。成為遭受外來入侵物種危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四是新型生物技術誤用乃至濫用難以有效管控；五是科技支撐體系、人才體系等生物安全防御體系建設薄弱，距離安全需求仍有較大差距等。

生物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國家安全的新疆域。它的防控能力與一個國家對生物科技發展與運用的管控能力密切相關。因此，生物安全既是發展生物科技的伴生性戰略目的，也可能成為大國博弈的戰略工具。近年來，伴隨著我國生物經濟的快速發展，生物安全技術也得到了取得了一定的進步，我國在新發病原體研究、外來生物入侵防控、基因合成與編輯技術等技術點上雖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但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在總體科技創新能力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

一是技術總體處于跟跑狀態。在第五次國家技術預測中，通過對“危險性病原物與人類健康、外來有害生物與生物多樣性、轉基因生物安全、實驗室生物安全、生物防恐”等生物安全主要方向進行評價，我國生物安全與國際領先技術相比，60.0%處于跟跑狀態，僅由20.0%處于領跑狀態，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相差8年。

二是我國原始創新能力不足，關鍵核心技術缺乏。我國生物技術在重大基礎理論和基礎技術方面原創成果少。在第五次國家技術預測中，我國的生物安全技術源頭大部分來源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如，微生物控制技術、分子毒理學、合成生物學生物安全評價技術、轉化毒理學等都來源于美國的基礎研究，核心菌種、酶制劑、生物反應器、測序儀等“卡脖子”問題仍顯突出，關鍵技術受制于人，全球大部分生物技術專利權被美國、歐洲掌握，其中美國占59%，歐洲占19%，我國所占比例不足4%。同時，包括生物安全在內的全球生物技術專利量前10位的機構中有9家是企業，而我國前10位的機構中只有1家是企業，核心技術研發及其應用遠落后于發達國家。

三是缺乏生物安全的綜合研發機構。雖然國內有與生物安全相關的國家實驗室，但都以開展基礎研究為主，缺乏開發制造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醫療產品和設備。發達國家根據突發流行病的增長現狀，開設相關綜合研發機構。2014年，美國耗資4.4億美元的生物防御中心先進開發與制造創新中心正式啟用，滿足美國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激增的醫療產品和設備需求。

四是高端人才缺乏。據QS世界大學排名，2019年全球大學在生物領域排名前10名中美國占有7所，另外3家來自歐洲；前50名中美國占有22所，我國北大和清華僅占36位和38位。長期的大學教育落后格局造成我國生物領域頂尖人才的缺失，難以支撐我國包括生物安全在內的生物技術快速發展。

五是企業創新能力弱，拳頭產品少，難以支撐生物安全的需要。從福布斯公布的數據看，2019年世界生物企業前20中，美國占據17家，另外3家為歐洲和澳洲，我國沒有一家企業入選。我國1500多家大中型醫藥企業中有研發活動的企業只占11.43%，制藥企業生產的藥品絕大多數是不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仿制藥品，低水平重復現象比較嚴重。市場上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10億元以銷售的單企業單品種產品屈指可數。

3.發展生物安全科技的建議

針對內外部威脅，我國生物安全按照總體安全觀的要求，堅持發展與安全協調發展的理念，一方面要開展國家生物防御戰略研究，強化對生物科技運用潛在安全問題的綜合管控能力，另一方面要提高生物科技的發展水平、發展生物防御能力，確保國家生物領域的安全可控。

一是加強生物安全監測體系建設。盡快研究開展生物安全立法，保障生物技術安全和健康發展；健全生物領域倫理審查機制和風險防控體系，制定包容審慎的審查標準，確保生物技術應用相關方的信息公開；加強生物技術科研活動的誠信管理，形成職責明確的科研誠信體系。

二是加大基礎前沿源頭創新。一方面，根據生物技術發展趨勢，加大生物領域基礎前沿和顛覆性技術研究，合成生物學、基因編輯、新型疫苗和抗體、神經技術、生物安全監測和應急處置技術、微生物病原體、遺傳學等生物領域基礎前沿研究；另一方面，抓住當前信息技術和生物技交叉融合的特征，加強生物網絡安全、生物安全大數據、生物計算等前沿交叉研究，提升我國生物科技競爭力。

三是加快建立生物安全領域國家實驗室。整合現有科技創新資源，加快建設生物安全國家實驗室，將其打造成生物先進開發與制造的綜合研究機構和管理平臺，加強生物領域基礎技術和重大產品開發，解決我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激增的醫療產品和設備需求。同時，通過重大基地設置和重大任務實施，培養和造就生物領域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

四是設立生物安全國際大科學計劃。全球化時代，生物安全涉及全球各國，必須發揮各自優勢，共享共治。我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牽頭設立生物安全國際大科學計劃，組織全球科學家一起，開展重大突發傳染病、生物技術風險防控等國際科技合作研究，提升全球生物安全防控能力，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作者：王革，系中國科學技術戰略發展研究院綜合發展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