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黨政“一把手”密集互訪背后
作者：張馨予
發于2023.4.10總第1087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3月中旬以來，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三個城市群出現“互訪熱”。多地黨政代表團到周邊省市考察學習，并且均由黨政“一把手”帶隊。
在京津冀，北京市黨政代表團在3月17日至18日分赴天津和河北考察，河北省黨政代表團在3月22日到天津考察。
在長三角，上海市黨政代表團于3月16日至18日先后赴江蘇、安徽、浙江學習考察，江蘇省黨政代表團隨后于3月20日至23日前往上海、浙江、安徽學習考察。
在粵港澳，廣東成為廣西和貴州考察學習的共同目的地。廣西、貴州黨政代表團分別于3月17日至18日和3月23日至25日前往廣東省。另外，廣西黨政代表團還于3月18日至19日赴海南考察交流，貴州黨政代表團則于3月26日至27日前往廣西考察交流。
正如江蘇省委書記信長星在學習考察總結交流會上所說，“大家帶著學習的態度和比較的視角，都有‘不看不知道’的震撼、‘還可以這樣’的啟發。”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未來城市實驗室主任劉治彥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這三個城市群是中國經濟的三個大引擎，對北方地區、長江流域和南方沿海地區有很大的經濟帶動作用，要下好全國經濟這一盤棋，首先要把這三個城市群作為車、馬、炮擺上棋盤，“這一輪互訪，是中央給予它們的任務使命，通過區域合作、產業互補，起好步、帶好頭，在政府換屆之年實現開門紅”。
三大城市群內互訪
地方黨政領導干部到其他省市考察學習并不是新現象，最近幾年已是越來越頻繁。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曾在2019年發表《中國城市之間的政策學習：網絡、結構與特征》一文，通過對近300座地級及以上城市的地方黨政代表團在5年間赴其他地區考察學習的數據進行分析，他發現，中國城市之間的政策學習越來越明顯，集中表現為考察學習的次數逐年遞增。
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黨政代表團赴其他地區考察學習是一種較有特色的政策學習，因為黨政主要領導親自參與對接，政策學習的效果更加明顯。
不過，相比往年的考察學習，這一輪互訪更為特殊。今年是換屆之年，率領地方黨政代表團互訪的幾乎均為新上任的黨政“一把手”。此外，據馬亮此前的調查，地方政府考察學習的密集期通常是5月~8月，因為夏季地方政府的靈活時間相對充裕。但這次，各地黨政代表團都是在全國兩會結束之后就馬不停蹄地開啟考察學習。
馬亮認為，這是因為今年是疫情放開后加緊發展經濟的關鍵之年，“所以各地都鉚足了勁希望大干一場，也自然會催生時不我待的互訪需求”。
這一輪互訪還有著“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大背景。隨著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發出通知，調查研究成為各地部署工作的高頻詞。在江蘇省黨政代表團召開的總結交流會上，信長星就表示，各地各部門要“大興調查研究，堅持問題導向”，既要認真學人之優也要切實揚己之長，既要扎實補短補弱也要努力變弱為強。
另外，這一批黨政代表團互訪相較以往，還有個鮮明的特點，即就近原則和區域一體化特征，也就是上文所說的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地區的內部省份互訪。
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這三個城市群對于中國經濟發展尤其關鍵。劉治彥指出，京津冀是環渤海經濟區的核心，且能輻射東北和西北；長三角是長江流域的龍頭，對長江中游和上游地區有一定的示范和拉動效應；而粵港澳對周邊的福建、廣西、海南、貴州等省份都有拉動作用。
因此，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耀對《中國新聞周刊》所說，各地黨政“一把手”新上任之后，為了貫徹落實國家的區域重大戰略，需要互相熟悉，當面溝通新一屆政府的發展思路。
另外，新的環境與條件也在促使中國調整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需要黨政“一把手”進行更多的溝通協調。
2020年至今，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都產生了巨大沖擊，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出口的貢獻率下降，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顯著減少。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教授張可云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國國內發展的階段性與空間分布特點決定了內需潛力還很大，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將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能。
劉治彥也提出，省與省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仍有很大的潛力，相鄰省份可以形成產業鏈的互補、創新鏈的互補，形成合力，通過區域協調發展釋放出1+1>2的效應。
科技創新成重要主題
從京津冀、長三角再到粵港澳，盡管各地黨政代表團的考察學習目的地存在差異，但也有明顯的共性，“從考察主題來看，背后都是經濟驅動，致力于通過跨地區合作來推進經濟增長。”馬亮說。
在《中國城市之間的政策學習：網絡、結構與特征》一文中，馬亮曾指出，城市之間考察學習的內容占比最高的是經濟發展，比例高達71.5%。這一特征直到現在仍十分突出。
馬亮補充說，和過去相比，這一輪黨政代表團互訪考察主題更加聚焦和精細化，而不是大而化之，體現出考察的針對性和靶向性更強。具體來看，在經濟發展這一考察學習內容中，“科技創新”成為所有黨政代表團都極為重視的考察主題，大量考察行程與其緊密相關。
陳耀表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通過互訪來加強創新資源要素的流通，推動創新主體之間的合作，對于各地的創新發展而言是一個重要途徑。
3月18日，北京市黨政代表團在天津考察時，專門前往天津濱海-中關村科技園，其是京津構建協同創新共同體的重要平臺，累計注冊企業突破4000家。據報道，北京市代表團走進協同創新展示中心了解園區發展歷程，察看重點企業和研發機構創新成果展示。
在隨后的北京市·天津市工作交流座談會上，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尹力指出，要把北京的科技創新優勢和天津的先進制造研發優勢結合起來，加強關鍵核心技術聯合攻關，共建京津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提升科技創新增長引擎能力。
長三角的黨政代表團在考察學習中，有更多與科技創新相關的行程內容。值得注意的是，黨政代表團考察的地方或對他們極具吸引力，或是因為黨政代表團所在省存在該方面的不足、需要進一步加強。
安徽合肥在一些前沿技術領域擁有優勢，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在等離子體物理、人工智能與機器人等領域取得諸多重大科研成果，因此成為上海和江蘇省黨政代表團的考察目的地。上海近幾年加快發展大數據產業，江蘇省黨政代表團就專門前往上海大數據中心學習。浙江擁有較好的產業基礎，與周邊省份在產業鏈上形成互補，科技企業申昊科技公司和紫光恒越公司也在這次成為江蘇省黨政代表團的考察對象。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多地黨政代表團在考察學習與科技創新相關的內容時，都直奔企業一線，馬亮認為這體現出地方政府對產業發展的關注。
在貴州黨政代表團的考察學習中，企業就具有很強的存在感。3月23日至25日訪粵期間，貴州黨政代表團前往騰訊、華為等企業，就深化合作與他們分別進行了交流。黨政“一把手”向兩家企業給予貴州的支持幫助表示感謝，并希望兩家企業加大在黔投資力度，加快在黔項目建設。
此外，貴州代表團訪粵期間，2023粵黔產業協作大會在深圳舉行，現場簽約產業投資項目23個，涵蓋基礎材料、現代能源、大數據電子信息、醬香白酒、新能源汽車及電池材料等產業，促成一批產業項目落戶貴州，簽約總金額達到493.1億元。
陳耀指出，除了學習經驗，地方黨政代表團互訪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即招商引資，尤其瞄準產業鏈的鏈主企業。貴州省投資促進局相關負責人表示，近一年來，貴州全省先后引進廣東省項目1590個，約定投資總額約3000億元。根據貴州省投資促進局的數據，2022年貴州全省41%的合同金額來自粵港澳大灣區。
區域協調發展如何更進一步
從多地黨政代表團的互訪行程不難看出，在新的環境與條件下，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已然成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務。從當下來看，區域協調發展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什么？劉治彥指出，在于產業鏈的整合。
這三大城市群產業鏈整合的程度各不相同。多位受訪專家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京津冀地區產業鏈整合速度較為緩慢，產業鏈整合程度還不夠。劉治彥認為，北京對周邊地區帶動有限，天津和河北之間產業關聯度較低。
國家信息中心大數據發展部大數據分析處處長楊道玲在今年3月發表《基于大數據的京津冀產業協同發展指數研究》一文，他對京津冀地區2015~2020年的產業協同發展指數進行了逐年計算與分析后得出結論，京津冀區域產業協同發展水平總體穩步提升，基本達成了2015年發布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中對區域發展的地位，但是在2017年前后，出現了產業協同發展的下滑趨勢。
在劉治彥看來，京津冀協同發展，生態環境、基礎設施、配套支持政策、營商環境、公共服務需要相匹配，然后才是產業一體化，最后實現整體的一體化。
從這次互訪行程來看，京津冀地區正加快推動這幾方面的一體化。
京津冀地區黨政代表團互訪的一項重要成果是三座城市互相簽署了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或戰略合作協議。以京津兩城共同簽署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政府進一步加強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為例，協議指出，雙方將健全協同機制，共同推進創新鏈產業鏈供應鏈融合發展，圍繞功能承接平臺建設、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生態環境聯建聯防聯治、自貿試驗區創新聯動、基本公共服務共建共享等方面，拓展合作廣度深度，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走深走實。
從生態環境治理方面來看，北京市黨政代表團在天津專門前往察看海河綜合治理改造工程，這也是北京市黨政代表團過去幾年到天津考察學習時多次光顧的重點。另外，北京市黨政代表團在河北期間前往白洋淀實地察看生態環境治理和保護工作，河北省委書記倪岳峰強調，要加快恢復白洋淀“華北之腎”功能，深化區域流域協同治理，統籌城水林田淀系統治理，加強地下水超采綜合治理，堅決當好首都生態安全屏障。
隨著京津冀黨政代表團互訪，京津冀一體化進程正得到推進。日前，北京市醫保局、天津市醫保局、河北省醫保局聯合印發《關于開展京津冀區域內就醫視同備案工作的通知》，自4月1日起，京津冀各統籌區參保人員在三地區域內所有定點醫藥機構住院、普通門診就醫、購藥，無須異地就醫備案手續。
橫向對比來看，長三角的產業鏈整合程度較高。
張可云認為，改革開放以后的區域合作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地方政府主導，第二階段是企業主導。長三角地區在1992年已經由地方政府主導的區域合作轉向企業主導的區域合作，一體化程度較高。
不過，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仍有需要攻堅的難題。張可云說，在發展水平相似的情況下，長三角城市如何克服地方利益，不搞小圈子，避免惡性競爭，是當前亟須解決的問題，“比如，長三角各城市都在發力光伏產業，競爭激烈，因此出現了產能過剩問題”。
劉治彥也指出，長三角區域行政壁壘情況仍較突出，具體表現為區域差異壁壘和行政管理壁壘，前者主要因為行政區塊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后者則是因為空間層面上的行政劃分，地方保護主義仍然存在。
劉治彥建議，長三角區域應整合現有各大都市圈，構建滬寧兩大經濟圈，其中上海經濟圈應統領上海都市圈、蘇錫常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和寧波都市圈，南京經濟圈則統領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和徐州都市圈。兩大經濟圈內部應加速推進基礎建設、公共服務、創新資源、產業協作和生態環境共治等方面一體化。
在粵港澳，近幾年，粵黔和粵桂在東西部協作方面已經取得較大進展。
從廣東與貴州的合作來看，大數據、數字經濟領域的合作引人注目。張可云說，貴州的煤炭資源和水能資源都具有明顯優勢，且地質、氣候等條件適宜建設數據中心。近幾年包括騰訊云在內的企業陸續把數據中心布局在貴州，成為“東數西算”工程的典型，有效促進了東西部協同聯動。從這個角度來看，貴州能夠與廣東形成產業互補，承接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轉移。
陳耀也認為，貴州已經“找到了一條好的發展路徑”。不過，發展數字經濟需要大量人才，而貴州作為欠發達省份，在引進人才方面還不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因此還需要推出更多吸引人才的政策，推進產業壯大。
廣西的產業基礎則比較薄弱，優勢項目不多。陳耀認為，廣西可以承接粵港澳大灣區更多的生產制造環節，例如面向東盟市場的電子加工組裝和芯片封裝測試企業，發展新興產業。
數位專家都指出，當前，各城市群的黨政代表團互訪，必然會將區域內的省際合作推向新高潮，不過也會有省內部的各自考量。接下來，仍需中央統一規劃和統籌引導，才能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
《中國新聞周刊》2023年第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