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不通，我拿命來換”
水渠工程立項了，擺在黃大發面前的第一道難關就是湊錢。
按照當時的政策，修建這樣的工程，國家補助材料、匹配一定資金，村民要投工投勞，須自籌部分資金。算下來，全村９００多人，要湊１．３萬元。
當年，村民的年人均純收入僅為８０元。
黃大發召開村民大會，提出了每家每戶湊錢的要求。作為村支書，他率先拿出了１００元。
修建水渠的熱情被再次點燃。當晚，有的村民就外出借錢了。第二天一大早，出村小路上滿是趕著牲口，背著雞蛋、黃豆、蜂蜜的村民，他們要到附近集市賣了換錢。
村民楊春友說：“盼水盼了幾十年，有機會修水渠，家里生活再苦都要支持。”
也有村民反對。以前那條半途而廢的水渠是村民心頭的傷疤，有的村民說：“修得通，我手掌心煮飯吃。”黃大發回答：“修不通，我拿命來換。”
妻子徐開美勸他，晚幾年，等大家經濟條件好點再修。黃大發說：“修水這事等不得，再難也要上。水不通，大家經濟怎么好得了？”
第三天，１．３萬元湊齊。遵義縣水電局領導感動地說：這不是工程款，是草王壩群眾的心！
１９９２年正月初三，大雪天，開工了。
黃大發扛著鋼釬，帶著幾百人的隊伍往山上進發。
每２０米水渠被確定為一個樁號，每個樁號按照施工難易程度確定不同數量的人工，每個家庭按照土地多少確定要投勞的人工……
“干部干，群眾看。”黃大發說。從材料運輸到實地施工，年近６旬的黃大發總是沖在最前面。放炮需要的炸材，是他來回步行３６公里到鄉鎮背回來的。筑渠需要的水泥，也是他親自到縣城“押運”回來的。有一次運水泥車行至半路突遇暴雨陷入泥潭，黃大發擔心水泥被偷，硬是在水泥包上睡了一夜。
“黨員帶起頭，大家一起干”
修建水渠要經過３座大山、大小９個懸崖、１０多處峻嶺，大土灣巖、擦耳巖和灰洞巖最為險要，要從懸崖峭壁上打出半幅隧道才能通過。
在修擦耳巖段時，一處倒懸的崖壁無法測量，專業施工人員都不敢下去。黃大發二話不說，把麻繩系在自己身上，讓人拉著吊下懸崖，像半空中飄飛的鷹。
吊到懸崖背后，大家看不到他了，嚇得大氣都不敢出。這時候，黃大發在下面大喊了幾聲，證明自己沒事，大家這才放了心。
當時在現場的村民沈秀貴說：“沒有黃大發帶頭，這個工程修不起來。”
有幾次，黃大發幾乎與死神擦肩而過。在修一個隧道時，炮響之后黃大發第一個進洞打鋼釬。鋼釬拔出來才發現，上面的黃泥赫然粘著一根未引爆的雷管。剛開始，裝藥炸山，由于缺乏經驗，黃大發還沒走出“雷區”，村民就開始放炮，黃大發情急之下趴在地上，用背篼罩頭躲過危險。從此之后，工地上多了一條“安全規則”：炸藥發放后以吹哨為令，第一聲準備，第二聲警告，第三聲點炮……
從開工修建主渠，到所有支渠完成，總共花了約３年時間。黃大發說，這么長時間的持續施工、擰成一股繩的關鍵是“黨員帶起頭，大家一起干”。
如今，參與修渠的村民回憶當年的場景仍激動不已。７２歲的徐開誠說，每天６點剛過，２００多名村民背著鋼釬、二錘，帶著苞谷干糧出發，下午６點放工回家。水泥和沙都要靠人背馬馱。冬天，是農閑挖渠的好時節，大家刨開積雪，一寸一寸鑿，一尺一尺敲。中午，大家圍在一起，找幾把干柴點燃取暖，烤土豆當午飯。為了早一天通水，有些群眾甚至晚上就睡在渠上。
修渠期間，黃大發的女兒和孫子相繼因病去世。有一年年關將近，黃大發把家里的豬賣掉得了１００多元錢，徐開美以為是給女兒買藥的錢，結果黃大發拿去墊錢買了修渠炸藥。
“埋怨有什么辦法，家里扯他后退，他怎么干得了工作？”徐開美說。
“這水渠是工程奇跡”
１９９４年，水渠的主渠貫通。
清清粼粼的水，第一次滿滿當當地流進了草王壩村，流進了亙古干旱的坡地。
村里孩子們跟著水流跑，村民們捧著清澈的渠水大口大口地喝：“真甜啊，真甜！……”
從來沒見過黃大發流淚的村民發現，老支書躲在一個角落里，哭了。這眼淚中的滋味，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
１９９５年，一條跨３個村、１０余個村民組，主渠長７２００米、支渠長２２００米的水渠終于完工。群眾以黃大發的名字命名這條渠，叫它“大發渠”。
“即使用現在的眼光看，這水渠仍是工程奇跡。”黃著文說。
通水后，黃大發又馬不停蹄地帶領群眾“坡改梯”。
夜晚，平時寂靜漆黑的山村被點燃，山坡上、土地里燈光閃耀，人頭攢動、熱鬧非凡；村民們在黃牛頭上、自己腦門上套上燈，徹夜挖土、筑田、放水……
村民徐國樹家“坡改梯”后有了４畝梯田，全部種上了水稻。１９９６年，畝產達到１０００多斤。他一直記得打出米那天，家里煮了滿滿一大鍋、足足５斤多米飯。從米下鍋起，一家人什么都不干，圍著灶臺坐著，等著，笑著。揭開蓋的那一刻，一股從沒有過的清香，扎扎實實地鉆入鼻子，直入胃里，沁入心里……
“真是吃得肚子好脹，好高興！”多年后回憶起那頓飽飯，徐國樹念念不忘。
村里的稻田從２４０畝增加到７２０畝，每年收稻谷８０萬斤，村民從此吃飯不愁。還有村民種上了高粱，收獲后賣給附近茅臺酒廠，帶來了更多收入。
接下來，黃大發要實現他修學校、通路、通電的夢想。
